全国统一高考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第四中学考点门外，陪考的家长们坐在一起交谈。虽然当地“坚决打击各种高考舞弊行为”，很多家长们讨论的话题离不开如何作弊。

    6月8日中午，全国统一高考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第三中学考点门外，一名考生（左二）在与场外发送答案的青年男子（右二）交流。这位女生抱怨自己收到的选择题答案不完整，对男子说：“你是从17题给我发进来的。”

　　记者调查发现，吉林松原高考舞弊禁而不绝，不仅出现教师卖作弊器材获利，领导干部子弟被保送等问题，甚至在高考现场出现考生试卷被抢走抄袭的事件。而对考场上的舞弊行为，监考老师则称“不敢太深管”。(6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可以说，今年吉林松原高考集体舞弊事件，较之以前的广东电白、湖南嘉禾、河南濮阳等地区发生的同类事件，在规模与影响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高考舞弊，无疑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高考集体舞弊形态，寓示着当前治理高考舞弊正在陷于某种“囚徒困境”——基于高考关系到一种底线公平，必须治理，而现实却始终呈现的治理乏力状态。

　　在一些地方权力生态恶化的语境下，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被广泛运用的情境下，当前高考舞弊到底可能进入怎样的情境，似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了。从一个人的罗彩霞，到一座小城的吉林松原，一切表明，高考作弊正在以一种无奈的宿命色彩，标注着这个时代有关公平与法治的尴尬。

　　治理高考舞弊到底为什么这么难，我以为，这背后其实有两个深刻社会大背景。一方面，就是高考本身负载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那一纸高考试卷，包含的，既有考生的个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有学校教育实绩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围绕着这些利益实现，必然演化出林林总总复杂的利益博弈；另外一方面，高考从来又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它牵动着社会各个部门领域。这其实就注定着，高考的运行，必须受社会整体生态影响。比如权力生态、道德生态、法治生态等等。可以说，一切的社会利益复杂博弈，一切的社会法治生态，都可能在高考中聚集。而高考也容易成为集中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落点。

　　也就是说，高考舞弊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综合治理困境的一种重要表征。依托着这样的思维，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会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道理很简单，种种利益博弈的情境早就说明，产业化、垄断化的规模在利益博弈中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带来更大利益收获。同样，那些监考老师对于考场上公然作弊行为，基于“被报复”的原因，表示“不敢太深管”，或者干脆不管，无疑寓示着当地司法生态本身就存在问题。在部门利益化、权力黑恶化的现实语境下，再去审视这起令人触目惊心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就不难找到一切问题的“源头活水”了。

　　这就是为什么治理高考舞弊总是陷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尴尬境地。只是把眼睛盯在某种作弊器材上，只是把问题指向某些“个人行为”上，只知道盲目迷信一纸法律的功能与权威，是很难从治理高考舞弊困境中真正走出来的。如果在更多的权力系统，在更多利益领域，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依法行政，不能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公平博弈，那么，治理高考舞弊就会永远陷于“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