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郝劲松：应追查所有“钓鱼”收入

另据郝劲松介绍，在会谈中，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承诺归还被调查车辆，并表示由此产生的一切财产损失可以协商国家赔偿，但对于孙氏兄弟提出的在河南媒体、上海媒体及中央媒体上同时道歉没有表态。下一步继续要求对方在河南、上海、中央媒体上道歉，消除不良影响。

孙中纪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这需要经过计算并和律师商量后才能做出决定。

郝劲松说，在上海，黑幕重重的钓鱼执法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巨额的罚款金额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一些执法人员和社会不良人士在暴利的刺激下，丧尽天良，用栽赃执法的方式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处境，并非法掠夺公民的合法财产，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暴力对车主进行人身攻击，非法拘禁、野蛮搜身，严重践踏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

上海市政府应当组成专案组，对近年来上海市18个区县查获非法运营车辆的所有案件重新核查，同时向社会发布公告，让曾经钓鱼执法的受害车主向调查组报名登记，重点核查。

媒体披露：“钩头”月入一两万很正常

《南方都市报》报道说，钩住孙中界的陈雄杰是上海市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一名“钩子”，而告知其执法情况的蒋某某则是其“钩头”。蒋某某的全名为蒋国辉，上海奉贤人，今年40多岁。一名曾在蒋国辉手下做过“钩子”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5年，上海首次颁布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具备本市常住户籍，“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客管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400元以下或者非法所得10倍的罚款”。就在这一年，上海有了“钩子”。

位于南端的奉贤，最早成立稽查大队查黑车，所以“钩子”诞生得最早最多。上海的“钩子”中，30%来自奉贤。目前最大的“钩头”蔡某就来自奉贤，手下有五六十个“钩子”。蒋国辉起初在蔡手下做“钩子”，1998年前后自立门户当“钩头”。

各“钩子”团伙有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蒋国辉最早的地盘在闵行。因为对黑车师傅收保护费，2001年前后，被手下一“钩子”和多名黑车师傅联名状告，结果被判刑3年。实际服刑一年半后，蒋国辉提前获释，重回闵行，纠集了几个人，继续做“钩头”。后来，蒋的地盘转移到南汇区。在南汇区，“钩子”团伙只有蒋一家。

据了解，上海各区县钩车的“劳务费”不尽相同，南汇钩一辆250元，嘉定和青浦400元，闵行400元，奉贤600元。这些钱，每月由“钩头”到各区交通管理执法大队结算领取。实际拿到手的，只有80%左右，其余部分被执法大队提留。

以闵行区为例，每钩一辆车，“钩头”可领回400元，其中200元揣到自己的腰包，另外200元分给实际钩车的人。做“钩子”，月收入多则五六千，少则两三千。如果做“钩头”，月入一两万是稀松平常的事。在那个小圈子里，“钩头”是令人向往的职业。

孙中界事件日历表

10月14日 刚到上海上班几天的18岁青年孙中界“一时好心”搭载一男子，落入执法人员埋伏，被定为非法营运，车辆被扣。孙中界激愤之下，用菜刀剁掉自己左手小指以证清白。

10月16日 媒体报道孙中界疑遭钓鱼、自残断指证清白的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10月17日 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上海市政府承诺“对采取非正常执法手段取证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随后，浦东新区责成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牵头进行调查，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参与核查工作。

10月20日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查获的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10月20日 调查报告“老子查儿子”且没有回应任何质疑，引发各界强烈批评，人民日报两度发表评论，央视节目明确提出质疑，更重要的是上海市高层也不满该调查报告，重压之下，浦东新区当天重启新调查，这一次是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10月25日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14日晚孙中界在上海闸航路上搭载的男子陈雄杰并非普通乘客，在当天整治非法营运的行动前，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名负责人就将执法的时间和地点通过 “钩头”蒋国辉告知“钩子”陈雄杰。

肖余恨：钓鱼执法真相大白 关键在于如何“善后”

肖余恨

沸沸扬扬的上海 “钓鱼执法案”，在昨天终于有了结果。浦东新区政府和闵行区政府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道歉，首度承认存在“钓鱼执法”，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这起“钓鱼执法案”因河南小伙孙中界以割手指自证清白的方式引发社会极大关注。

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令孙中界喜极而泣，因为“终于还我一个清白”。尽管他对调查结果表示满意，但对于道歉方式并不认可，他和哥哥孙中纪认为对方应分别在河南媒体、上海媒体及中央媒体同时道歉。(详细报道见A06版)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上海市有关方面经过重新调查，“钓鱼执法”真相大白于天下。浦东新区向公众道歉，并将依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钓鱼案”之所以酿成今天的被动局面，令上海市有关方面深陷舆论困局，不仅仅是个案所致，从根子上讲是执法理念存在问题。如果以违法的手段来打击违法行为，哪怕效果再好，也是必须摒弃的。而为了维护部门利益，为了掩盖一个错误，以更多的错误来解围，则只能是越陷越深。在今天媒体广泛报道的、《人民网》公布的地方政府应对舆论能力榜上，上海市因为应对“钓鱼案”的不当做法，而名列“黑榜”，就是民意的反映，同时也是一个有力且及时的提醒。

公众对 “钓鱼案”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一方面，民意汹涌，人怨沸腾，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依然故我，自说自话。民意和执法部门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是执法部门的基本诉求，而执法者却站在了民意的对立面，官民认同出现如此断裂，无疑是形成舆论困局的主要原因。

现在，上海市终于以果断的措施，还原了真相，可以说，迈出了关键一步。尽管，仅终结个案还只是第一步，要想实现软着陆，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个案的澄清，“孙中界”等人的冤情得到确认，那就会撕开一个缺口，多米诺骨牌倒了一张，随之而来的则是连锁反应，原先的执法部门的政绩 (如闵行区两年5000万元的天价罚没款)，都会成为劣迹，这个后果，对政府部门能否公正调查、正确把握，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拨乱反正，则付出的代价也肯定不小。而“钓鱼执法”并非上海专有，上海的举动则不仅牵引着国人的眼光，更会影响到对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着的这种执法方式合法性的认可。上海怎么做，则事关对“钓鱼执法”的合法性的正确认定。因此，如何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来策略地善后，则至关重要。

道歉之后，还要进行问责，而问责，不只是找几个替罪羊来堵住舆论的悠悠之口，还必须深刻反思执法中存在的错误观念和错误方法。

首先，要向公众公布，这些天价罚没款用在了哪里，其合理性要接受公众的质询和拷问。其次，要从司法层面进行反思，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和专家”共同研讨出来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是否能够公平、公正地指导相关案件的审理？如果其有不合理之处，一定要能够适时而合理地调整，重新开启公民的权利救济路径。再次，对可能如潮的上访和上诉，有关方面能否坦然面对，并公正处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能够真正善后，重塑政府公信，化解累积的矛盾。

当务之急，是公开信息，取信于民。“实现公正，哪怕天塌下来”，同时应直面事实真相，采取果断措施。对少数不法的执法者，必须严肃处理，以平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