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办在公安部网站“宝贝寻家”栏目公布首批60个已解救但未查清身份来源的被拐儿童的信息以来，迄今为止，已有3名宝贝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三岁的华国抗(贵阳儿童福利院临时给他起的名字)是第一个找到家人的宝贝。不过，相隔两年之后，当初的一家五口，只剩了父亲和他及小哥哥。在他被拐之后，伤心的母亲带着大哥哥弃父亲而去，如今不知所踪。

　　拐卖华国抗的人贩王顺兰和丈夫正在等待法律的制裁。曾经令别人骨肉分离的他们，如今也在为与儿女的生离死别撕心裂肺。

　　11月12日下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王帮银和儿子华国抗一起吹灭了生日蜡烛。儿子满三周岁了，这是他第一次给儿子过生日。

　　王帮银紧紧抱着儿子，喜极而泣。他不停地唤着儿子的小名：“小红，小红……”

　　华国抗默不作声，眼神茫然。旁边的人不断提醒他喊“爸爸”。他扭过头四处张望，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孩子太小了，一年多没见，都认生了。不过没关系，过两天就好了。”王帮银说，他原以为这辈子再没这样的机会了。两年前，不满一岁的儿子被拐，从此音讯全无。直到不久前，他才在贵阳儿童福利院里见到了被警方解救的儿子。过完生日，他就要把儿子带回家了。

　　此时，十几公里以外的一所民居里，王顺兰正在家中奶孩子。她疲惫地靠在椅子上。女儿安静地吸着她的奶，连日的痢疾让小家伙变得又瘦又黄。

　　7岁的儿子围着一辆玩具车上蹿下跳。王顺兰把他拉过来，摸摸他头上的伤口，叹了口气。她担心孩子的伤势，脑部神经的压迫已经让儿子左眼的视力急剧下降了。

　　前几天是女儿一周岁的生日，一家人没有过。王顺兰实在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了。

　　这两年，她和丈夫李东贵拐卖了十几个孩子，华国抗只是其中一个。案发后，丈夫被关进贵阳市南明看守所等待公诉。因为女儿尚在哺乳期，她得以暂时取保候审。

　　儿子是王帮银的命根子。他的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的一个山村里。他曾经结过一次婚。然而，妻子还没来得及留下一儿半女就去世了。家境贫寒的他难以再娶。年纪越来越大，香火眼看着难以延续。

　　直到2005年，家里又给48岁的王帮银说上一门亲事。女方的丈夫去世，带着两个儿子。他当时还在宁波打工，接到电话后，立刻就回家结婚了。平时他靠种点蔬菜、烤烟养活全家人。

　　2006年，儿子出生了。王帮银很开心，按当地习俗让儿子随了姑父姓，取名秦永红。

　　儿子出生后，家里的花销又陡增了一笔。靠在家种地，王帮银已经养不起这一家人了。儿子满月后，王帮银带着全家人到贵阳打工。全家人挤在贵阳市小河区一间七八平米的出租房里。他在建筑工地当“背篓”(当地人对搬运工的称呼)，每月挣个几百元赖以生活。

　　这一年，王顺兰的儿子已经4岁了。1999年，21岁的王顺兰嫁给了19岁的李东贵。“他要房没房，要钱没钱。我就图他对我好。”王顺兰说。

　　婚后，李东贵做保安，一个月工资350元。王顺兰挑着担子沿街卖小吃，一个月也有几百元收入。

　　看着儿子渐渐长大，王顺兰又想要个女儿。2007年10月，她取掉节育环。几个月后，她如愿以偿地怀上了。

　　次年，孩子呱呱坠地。是个女儿。王顺兰心满意足。

　　2007年10月的一天，王帮银在工地干活，妻子出门提水。15岁的继子背着不满一岁的华国抗，拉着6岁的弟弟在家门口玩耍。然后，他们不见了。门口只留下儿子的一双鞋。目击者告诉王帮银，一个男人把3个孩子抱上摩托车就开跑了。

　　王帮银和妻子瘫软在地。亲戚们闻讯赶来，帮他们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四处寻找。一个月的时间，花了7000多元钱，却丝毫没有线索。

　　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就是李东贵。由于王帮银的大儿子年岁已长，李东贵当晚就把他扔在路上，只把两个小的带回家。过了几天，他和王顺兰一起包车，把两个孩子从贵阳市带到了贵州省大方县。

　　两个孩子分别卖给了两拨人贩，李东贵得了两万多元钱。

　　一个月后，王帮银的大儿子被警方送回来了。他说，人贩子给两个弟弟买了新毛衣和新皮鞋，换上就走了。

　　王帮银彻底绝望了。每次在大街上，他看见别人抱着孩子，就忍不住想哭。他把儿子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奶瓶都扔掉，免得看了难受。

　　其实，王顺兰也经历过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1985年，王顺兰刚1岁的堂弟不见了。全家人心急如焚。当时才7岁的王顺兰跟着大人们走遍了贵阳的大街小巷，最后也没找到。

　　“长到现在，该是个大小伙了吧。”王顺兰说，她的婶婶至今念念不忘这个儿子。

　　今年3月，王帮银的母亲过世前还惦记着被拐的小孙子，含恨而终。随后，伤心的妻子带着大儿子离开了王帮银。

　　从此，昏暗的出租屋里只剩下王帮银一个人熬日子。“活着没劲啊，我每天就出去干活，一天吞一碗米粉就打发了。”他说，这两年的日子对他而言，就像噩梦一样。

　　“这些人贩真是该天诛！为了钱昧了良心。”王帮银瞪着眼睛，恨恨地说。

　　“我真的不是为了钱。我只凭我的双手吃饭。我做这些事，只是不想让这个家散掉。”王顺兰说，2007年7月底的一天下午，李东贵带了一个四五岁大的男童回家，说是朋友家的孩子。他让王顺兰陪他一起把孩子带到大方县去跟人交易。

　　王顺兰拒绝了。李东贵威胁道：“你不帮我，自然有人帮我。你不帮我，咱们就离婚。”

　　王顺兰知道丈夫在外面已经有了一个情人。“我希望他和那个女人断掉。我不想离婚。电视上都说，离婚对孩子的成长不好。”

　　王顺兰妥协了，从此开始参与丈夫的“生意”。

　　在李东贵眼里，街上那些男童就是他的印钞机。2008年11月，女儿满月。夫妇俩想要给女儿办一场隆重的满月酒，但家里经济拮据。于是，李东贵迅速地去拐了一个男童。由于急于出手，所以他贱价处理，只卖了7000块钱。

　　一场酒席花掉了两千余元。女儿风光满月。

　　王顺兰说，从参与第一桩“生意”起，她就没睡过好觉，常常梦到警察来抓，半夜惊醒。“要是被抓住，肯定是要坐牢的。那两个娃儿怎么办啊？”

　　王顺兰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今年6月，夫妇俩同时落网。她想到了死，一了百了，但怀中嗷嗷待哺的女儿和未成年的儿子又让她割舍不下。

　　由于女儿尚在哺乳期，王顺兰被允许取保候审。

　　此时，华国抗已经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县的一个家庭里生活了两年。一对年轻夫妇以3.8万元的价格将他买作自己的儿子传宗接代。在这个家里，华国抗有了“爸爸”、“妈妈”和两个“姐姐”。他还学会了福州话。

　　当警方要将华国抗带走时，他的养父母泣不成声。华国抗也闹着不肯走，用福州话大喊着“妈妈”。

　　“妈妈呢？妈妈在哪里？”两个月前，王顺兰的儿子从房顶上摔下来，昏迷了三天三夜，一醒来便要找妈妈。

　　“这两个孩子都是离不了我的。”王顺兰说。隔一会儿，她就要给女儿喂一次奶。

　　现在，王帮银一个人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11月12日，他换了一身新衣，去福利院接回了分别两年的华国抗，同时回来的还有同时被拐的继子。当天晚上，他为两个孩子做了几个菜。白菜、豆腐，还有肉。

　　“我不太会做，以前都是我老婆做。我在外打工，她在家洗衣做饭，照顾三个孩子。”王帮银停顿了一下，说，“现在我一个人真是照看不过来。希望我老婆看到消息后也能回来，一家团圆。”

　　王帮银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一家人去拍张全家福。两年前，还没来得及去拍，孩子就丢了。寻人启事上甚至连张儿子的照片都没有。不过，去认领孩子时，王帮银一眼就认出来了。“那脸型一看就是。”

　　如今孩子回来了，妻子却又失踪了。王帮银的心愿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可以达成。

　　上个月，王顺兰带着两个孩子去拍了一张合影。相片里，两个孩子依偎着她，笑容天真。民警把照片捎给了在看守所里的李东贵，因为李东贵很惦记两个孩子。

　　李东贵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按照我国刑法，拐卖儿童3名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他多次请求提审的警察帮他拍几张孩子的照片给他看。警察用自己的手机拍了几张。李东贵拿在手里看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肯松手，边看边哭。他又恳求警察帮他捎一张子女的相片，可以放在身边随时看。

　　王顺兰也知道自己有罪。她想对那些受到伤害的家庭说声“对不起”，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原谅。她还希望法官能允许她在监外服刑。她说：“怎么判我都行，只要能让我先亲手把这两个孩子带大。让我把他们教育好，别走我们的老路。要不然，我真是放心不下啊。”

　　王帮银并不接受她的道歉，他希望法院重判人贩子。他说：“那些人贩子也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那他们拐卖孩子的时候，怎么不替我们想想？”

　　再过几天，王帮银就要回老家了。他说：“老家更安全些，不容易丢孩子。”

　　王顺兰也在忙着搬家。“我不想周围的人知道我们做过什么，对我的孩子指指点点。”甚至，她对新邻居都不肯告之全名，只称自己为“小王”。

　　她更不希望警察来她家。“我对他们说，有事打电话就行了。我随叫随到，保证不跑。别老来我家，影响不好。”

　　她对儿子说，爸爸出去打工了。有一次，儿子还是在电视上看到了父亲，跟她说：“爸爸被警察抓了。”她立刻呵斥道：“瞎说什么！爸爸打工去了。”儿子也就不再提了。

　　“其实我知道，儿子都明白。他已经懂事了。但我真不希望在他心里留下一点阴影，这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她要求采访过她的电视台不能在电视上播放她的正面。“否则我就死给他们看，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她还一再央求记者替她去向法院求情，希望法院同意对她缺席审判，以免上电视，被儿子看见。

　　从“一拐”到“二拐”、“三拐”，再到各个中间人，到达收买人手中时，一个孩子的“价格”少则4万元左右，多则七八万。在暴利的驱使下，拐卖儿童犯罪日趋猖獗。一些犯罪团伙已经形成了从拐骗到运输，再到贩卖的产业链。  

　　对于买方而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只是其中一种理由。在一些富裕地区的家庭，买个孩子来养甚至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这些都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巨大市场。

　　从民间到政府，都在与拐卖人口犯罪进行艰苦的斗争。与打击犯罪同样重要的是——让宝贝回家。

　　徐俊是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前大队长，也是李东贵拐卖儿童案的主办警官。据他介绍，李东贵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共有两拨“生意伙伴”，他通过诱骗或者盗抢拿到“货”之后就会卖给他们。一拨是樊惠、彭世明，他们买了“货”之后，带到山东、河北转卖；另一拨是通过吴青云、谢明辉转卖给孙艳、王松夫妇，再由他们带到福建贩卖。后来，孙艳向李东贵开出了更高的价码。李东贵便直接卖“货”给孙艳夫妇。

　　这些“生意伙伴”们把“货”运到外省后，卖给当地的“分销商”。然后，“分销商”再通过各种中间人层层加码，最终到达收买人手里。

　　李东贵、王顺兰犯罪团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拐卖儿童产业链。李东贵和王顺兰是“一拐”。他们的“生意伙伴”是“二拐”。各地的分销商则是“三拐”。从2007年到2009年，他们在贵阳市南明区、花溪区、小河区等地拐卖了二十几个男童。华国抗只是其中一个。

　　在全国，还有许多这样的犯罪团伙隐藏在社会的角落，随时威胁着孩子的安全和家庭的美满。

　　他们的“货”就是那些少不更事的儿童。“货”分大小，男童为“大货”，女童为“小货”。由于男童市场大，价格高，李东贵只卖“大货”。

　　“货”的“质量”也至关重要。每次交易前，买卖双方都要验“货”。他们一起带着孩子去医院体检。体检的目的是要确定孩子的身体是否健康，功能是否齐全，有无遗传病。体检结果直接决定了孩子的价格，质优者价高，次则半价处理。

　　长途运输是这个生意链中的难点之一。以前人贩子怕孩子在路途中哭闹，引人注意，就喂孩子吃安眠药，让其昏睡。但久而久之，公安对这种形式特别警惕。

　　如今，“二拐”买到孩子后，往往不急于出手。他们先把孩子放在家里养一段时间，对其进行“洗脑”。他们培养这些孩子对自己的依赖感。他们让孩子管自己叫“爸爸”、“妈妈”，抹去孩子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孩子往往都是六七岁以下，受到惊吓之后，记忆很模糊。人贩子养了几个星期之后，孩子就跟她特别亲。

　　“这是为了长途运输的安全性。如果一个孩子管一对夫妻喊爸妈，还有谁会去怀疑他们呢？”徐俊说。

　　6月29日，徐俊在大方县解救了6岁男童张富龙。当时，张富龙刚刚被人贩子谢明辉转卖给了从河南来的人贩子胡丙周。胡丙周带着孩子去车站的路上被民警抓获。当时，车站围了很多人。孩子哭闹着不跟警察走，说要等“妈妈”回来，还说出了“妈妈”的电话。民警一看，正是人贩子谢明辉的手机号。原来，孩子和谢明辉生活了一年多，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到了公安局，孩子还时不时地问徐俊：“什么时候能跟妈妈回家啊？”

　　在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量刑起点是五年，拐卖儿童三名之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死刑。然而，此类犯罪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促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是背后丰厚的利润。

　　“一拐”以七千至一万五的价格卖给“二拐”。“二拐”将孩子带到外省后，加价到三万左右卖给“三拐”。接着，再通过各种中间人层层加码。每个中间人收取几百到一千元的佣金。到达收买人手里时，孩子的价格少则四万左右，多则七八万，且价格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人贩子的成本只是几百元的运输费。李东贵花了三四百块将华国抗从贵阳运到大方，以1.1万元的价格卖给孙艳。孙艳再以两万余元的价格将他卖到福建。通过5个中间人之后，最后以3.8万元的价格到达收买人的手中。

　　其中，“一拐”、“二拐”的风险最大，利润也最丰厚。被捕前，孙艳家正在盖新房。一座二层小楼已经有了雏形。拐卖儿童让她获利7万余元。

　　被捕后，孙艳辩解说：“我卖孩子主要是为了帮别人，不是为了钱。在福建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如果哪家没有男孩，会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才应他们要求，把这些男童介绍给他们。”

　　对此，徐俊不以为然：“这不过是人贩子的诡辩。恰恰是高额利润诱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比如，在福建的中间人都是当地的媒婆。她们既给别人介绍对象，又给别人介绍孩子。她们都声称是为了做好事。难道她们真的不知道这是犯法吗？我们去年抓了一个中间人，以前她就曾因为同样的案子被判过刑。犯不犯法，她心里清楚得很。只是这钱太好赚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这么‘热心’。”

　　有买方，才有市场，才有利润。云南、贵州、四川是主要的儿童“拐出地”，而福建、山东、河北、广东等是主要的儿童“拐入地”。

　　部分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十分严重，没有男孩的家庭被认为绝门绝户，受人耻笑。于是，他们就希望买一个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还有些人相信，买一个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个引子，为家族带来多子多福。

　　还有些富裕地区的家庭，买个孩子来养也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这些都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巨大市场。

　　被拐儿童的“合法化”又成了“助推器”。孩子被买来之后，花点钱就解决户籍问题。“在农村，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各地有各地的办法。”徐俊说。

　　“有些地方买孩子都成风气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支持我们打拐。他们不仅不配合，甚至还抵触，就更别说给我们提供线索。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徐俊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7月，徐俊带队去福建解救被拐卖的儿童。有个孩子被转卖了7次，而中间人之间往往只是电话联系，并不相识。警方稍有不慎，便会断了线索，而当地群众也三缄其口。无奈之下，贵阳警方只能请当地警察化装成维修闭路电视的工人，挨家挨户寻找到符合特征的男孩。其中，有个收养家庭知道警方要将孩子带走，就提前把孩子转移到浙江藏起来。经过警方反复做工作，才不得不将孩子交出来。

　　“这些收养家庭对孩子确实倾注了感情。我们坐火车把孩子带回贵阳。我们还没到，有个养父就先坐飞机到了分局等着我们。他是真舍不得孩子啊。”徐俊说，“但是如果不切断买方市场，这种犯罪就不可能断绝。”

　　按照我国刑法，收买被拐卖儿童是有罪的。但刑法又规定收买孩子的家庭只要没有虐待孩子，不阻碍解救，一般不予制裁。徐俊说，“实践中还没有对收买家庭进行处罚的，所以违法成本很低。同时拐入地也应加强户籍管理，一旦发现可疑儿童就提取DNA样本，也能让更多的孩子早日回家。”

　　不久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杨东表示，已经将这个问题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正在积极地通过多种途径稳妥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回孩子。11月4日，贵阳市体育馆，五个人身着印有“寻子联盟”字样的衣服，拉着一块红色广告牌，上面印有他们失踪了的儿子的照片和信息。

　　去年下半年，他们的孩子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市丢失。悲伤、怨恨、无助让五个家庭走到了一起，形成安顺寻子联盟。他们去过湖南、浙江、上海、福建等10多个省份、直辖市。他们还曾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并联系媒体采访。

　　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形成类似的“寻子联盟”。目前，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在云南、广东、贵州和河南这四个省份。它们互相合作，互通消息。今年春节前，深圳寻子联盟的家长在凯迪等多个网络社区上发布帖子称：他们愿意悬赏百万寻子，并承诺不管是买家还是人贩子，只要能提供任何一个孩子的线索，赏金绝对兑现，且不追究其任何责任。

　　“这还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么？我们就想要孩子回来，什么都不想再责怪了！”家长们无奈地说。

　　4月15日，广东东莞100多对父母举着“倾家荡产、变卖家产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的大横幅走上街头，沿途派发寻人启事，声泪俱下。他们希望能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

　　目前民间的寻子联盟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毕竟还是凤毛麟角。警方依然是打拐寻亲最可依赖的力量。

　　自从今年4月9日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以来，截至10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各类拐卖案件4420起，打掉犯罪团伙982个，解救被拐卖儿童2169人，利用DNA数据比对确认298名被拐卖人员身份。

　　而有些孩子解救回来之后却又找不到家人。贵阳市福利院就生活着几个这样的孩子。他们眼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地被家人接走。

　　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办在公安部网站“宝贝寻家”栏目，公布了首批60名已解救但未查清身份来源的被拐儿童的信息，迄今为止，只有3名宝贝找到家人。

　　“现在丢孩子的大多是些流动人口。他们的信息来源并不畅通。而他们又经常变更住所，当初立案的派出所甚至很难联系上他们，无法让他们来做比对。”徐俊解释说。

　　今年4月，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父母和儿童分别有一个数据库，全国联网。只要在所在地抽血录入即可，两库数据会自动比对得出结果，这不仅节约了寻亲的成本，而且提高了寻亲的效率。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杨东表示，过去的打拐行动重在“打击犯罪”，最终结果是看破了多少案子，抓了多少不法分子。“现在的理念不一样了，破了案、抓了人还不够，要‘找回孩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