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新泰市新考选7位副局级干部中有6人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已经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80后”走上政治舞台，应当视作一种必然趋势。实际上，80后荣升处级、局级、厅级早已大有人在。某某是谁谁的人，是哪个领导的儿媳之类，固然一时也可能让社会舆论在猜疑中热火几天，但别说真去揭开那一层选拔暗箱的幕布，厘清什么程序公不公之类的猫腻了，就是想得到一个合乎逻辑、合于理性，资讯稍微丰富一点的答复，大多也是枉然。

　　从拟提拔人的家庭背景到考选的程序正义，从官员的任职经历到官场的权力庇护惯性，虽然质疑的声音甚嚣尘上，但显然无法阻挡“80后”官员的幸福生活。

　　我之所以用幸福生活来定义“80后”官员的存在状态，是以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个“80后社会”为参照系的。除了“80后”官员外，房奴、节奴、卡奴，蚁居、蜗居、蛰居，月光族、啃老族、穷忙族，就业难、婚恋难、升迁难.……不用一一列举了，一些本来应该与青春无关的辛酸词汇早已凸显出“80后社会”整体的艰难状况。

　　从人生经验、人生财富与年龄和代际分配的规律看，“80后”正进入了一个艰苦奋斗的积累期。着眼于当下，“80后”公务员多到基层锻炼，在提拔之前多一些艰难困苦环境锻炼的间隔期，少一些坐直升机式的莫名其妙，最有必要。

　　“80后”官员的跳跃式发展、火箭式提拔有无必要，我们当下最为缺乏的是与“80后社会”对比式审视和论证。显然“80后”官员的幸福生活，不仅是对“80后社会”的不公平，而且终究因有违人生的成长规律而不利于年轻干部真正堪当大任。从根本上说，“80后官员”基于服务社会面向未来的使命，使他们无法自外于“80后社会”。即便“80后官员”的考选本身在程序上无任何错讹，但与年龄特征和时代环境脱节的跳跃本身，也是最大的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