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厅长只做过情况说明”

　　湖南大学通报称，在转学过程中尽管遵守了相关程序，“但审核中确实存在对‘特殊困难’的规定把关不严等问题”。

　　根据教育部现行规定：“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如患病或者确有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学。”但该规定对“特殊困难”并未进一步阐释。按一般转学程序，研究生申请转学，需要转出、转入学校及省教育厅学位办三方同意，但该过程缺少公示、监督环节。

　　教育厅潘某昨日也指出“特殊情况”并没有详细明确规定，他称，转学“是经过双方学校和教育厅领导批准的，并不存在违规”。

　　湖南大学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有一部分学生确实存在转学的正当理由，但也有部分学生转学理由牵强，不排除打点双方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关系的可能性。”

　　该知情人士向记者称，学生潘某被同意转学，是因湖南省教育厅某副厅长“打过招呼”。但潘某否认有副厅级领导“打招呼”，“该副厅长是我的分管领导，他没有为我儿子转学的事情打招呼，他只是基于我的身体状况做了一个情况说明。”

　　撤销转学不应“一刀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教育部关于转学的相关规定很模糊，缺少考核、公示、监督环节，“人为操作空间很大，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对于湖南大学退回所有17名学生，熊丙奇认为这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不排除这17名学生中，有人符合正当转学的理由，而湖大回应舆论压力，紧急撤销17名学生学籍，这个决定也是草率的。”

　　熊丙奇呼吁对该事件进行全面彻底调查，对每名学生情况具体分析，符合要求的留下来，而查出有违规转学的情况，视为升学作弊处理，取消录取资格。只有严肃问责，才能打击违规操作。

　　熊丙奇认为转学制度最关键的是相关规定不明确，行政干预色彩浓。据湖南大学情况说明，这17名研究生转学是通过湖南大学招生领导工作小组以超过2/3的票数同意的，而记者了解到该小组成员，是以校长为首的行政领导组成的。

　　“非教育学术机构来评定招生，极易导致行政干预。”熊丙奇认为，招生作为教育事务，应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实施。

　　新京报记者萧辉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