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钱夫人”

　　“点拨开导”功夫不可小觑

　　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很多官员走上腐败道路都离不开“枕边人吹的耳旁邪风”。她们或出演“经纪人”，为丈夫权力代言，明目张胆与人谈判开价；或充当“批发商”，倒腾公共资源，进行权力寻租；或热衷“二人转”，丈夫前台倡廉，妻子后台受贿。

　　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原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就是这样的类型。据毕玉玺身边的知情人称，王学英是个出了名的“搂钱耙子”，她曾“劝说”丈夫毕玉玺捞钱，“老毕，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再干几年就要下来了，也该想想退路了，靠你那点工资，能干什么？你手里的工程又不是你自己的，让给谁干不是一样呢”。在她的劝说下，毕家逐步形成了“丈夫在前面发迹，老婆在后面发财”的“格局”。

　　毕玉玺曾经也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好干部。北京市通州区(原北京通县)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之地。毕玉玺自从担任领导之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1990年，玉带路工程曝出一起贪污案件，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但案发不久，毕玉玺就离开了通县。在他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1990年到1998年，毕玉玺到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虽然这次调动没有降职，但也没有升迁。别人到市里都是正职，他却是副职，就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心理逐渐产生了不平衡。

　　王学英心里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就是这种被亏待的心理，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让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官场升迁，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钞票。这仿佛是治愈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慢慢地，毕玉玺开始收礼了，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

　　毕玉玺还记得第一次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这事时，王学英没夸他，反而数落了他一顿，说他傻，哪有送上门的还不要的道理。后来毕玉玺实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王学英也时常“教导”他。毕玉玺想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还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从一个廉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就算你不为我和你考虑，你也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嘛！”这是王学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儿子可是毕玉玺和王学英的软肋，他们不惜重金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目的就是让孩子有个好前途。

　　由于心里深深地“爱”着儿子，毕玉玺和王学英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一次，某建筑公司的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时，听说毕玉玺儿子要出国，于是张桂军就从他的存折上提出5万美元，送到毕玉玺的宿舍，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

　　毕波出国后，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又夸自己的儿子很聪明，现在英国留学。众人自然跟着附和赞赏一番，王学英却叹了一口气，开始哭穷。张桂军回单位后就与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以资助留学为名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还有密码、他的身份证一并送给王学英，里面存有18万美元，王学英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但是后来不久王学英又把钱退了回来，原来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害怕出风险，让王学英退还给张桂军。但张桂军并没放弃，又向里面存了5万美元，再次送了过去，这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之后又一次性地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当然，张桂军“仗义”的行为随后被王学英告知了毕玉玺。张桂军很快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标的。

　　从此，心存着对儿子的“爱”，王学英在丈夫毕玉玺这把大伞的荫蔽下，开始为所欲为地四处“掠财”。贪婪的代价是——2005年3月16日，毕玉玺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005年8月30日，王学英获刑10年。随后，他们“心爱”的儿子也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有分析人士总结道，“贪内助”点拨、开导的功夫不可小觑。这些“贪内助”或以歪理误人，常常唠叨“你还能干几年？等退下来，谁还会巴结你”；或以私情动人，挂在嘴边的是，“你不替自己想想，还不为孩子和我想想”；或以对比激将，“别人都在捞，你不捞谁又说你好了”。苦口婆心的“劝说”，煞费苦心的“刺激”，“枕边风”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防线风化剥落。结果是，一人贪、全家瘫，夫妻双双把牢钻。

　　夫腐妻贪

　　到底是谁把谁拉下了水

　　近年来，中央“打虎拍蝇”的反腐力度强硬，一批地方贪腐官员落马，其背后“贪内助”、“圈钱夫人”的身影频频出现。

　　在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的妻子宋巍看来，丈夫做大官就意味着她也能做大官，也就是“夫荣妻贵”。丈夫升官，妻子也升官，两口子“步调一致”；在刘卓志的腐败之路上，宋巍也是其坚实的同伴，一路同行，一起腐败。

　　刘卓志愿意与企业家“交朋友”，每次帮企业家说句话，对方都会得到不菲的“回报”。在案证据显示，刘卓志任盟委书记后，至少与9名生意人保持了金钱往来，包括帮人购买废旧楼房、暂缓关闭煤矿、建设铁路、销售奶牛、开发房地产等多项名目，涉及的钱款约有400余万元。

　　在刘卓志与企业家的“来往”中，宋巍担当的角色犹如一个“调度员”：她收钱，然后给丈夫“过话”，丈夫再去为人家办事，夫妻俩配合得相当默契。

　　2004年，一家建筑公司承揽了锡盟一个政府广场项目，决算款是1900万元，可2006年6月工程完工后，政府仅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托人找到宋巍，宋巍转告了刘卓志从中协调，刘卓志又找到了某位旗委书记办理，事成之后，刘卓志伙同宋巍收了42万元。

　　类似的事情，宋巍做了很多，当地很多请托人在不能直接找到刘卓志时，都会选择走“夫人路线”找宋巍；在刘卓志总共817.036万元的受贿款中，宋巍的共同受贿数额达到了281.7万元。

　　2012年7月2日，刘卓志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曾经随着刘卓志“一荣俱荣”的宋巍，最终也随着丈夫“一损俱损”。

　　陕西省渭南市住建局建筑管理科原科长侯福才和妻子曹艳芳这对“夫妻腐败档”，也将掘财之道演绎得颇为默契。

　　“挣的钱比丈夫多，婚姻便多一份保障。”这是曹艳芳的经典语录。侯福才贪污2000万元，曹艳芳却利用丈夫的职权贪污3000万元。曹艳芳认为，只要挣的钱比丈夫多，就不怕在家里说话没有分量。

　　2003年以后，曹艳芳利用丈夫侯福才的影响力，在未注册公司也无监理资质的情况下，冒用4家公司名义签订监理合同124份，涉案金额3062.857万元。

　　不少人认为，侯福才之所以被抓被查，与妻子太过张扬有莫大关系。据说，曹艳芳每次到工地接活总是气势凌人：“我丈夫是渭南市建设局建管科科长侯福才，他和市委×××、市政府×××是同学，一般来讲渭南市大小活我们都要干……”

　　张扬的后果是严重的。2014年1月17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侯福才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此之前，曹艳芳因犯合同诈骗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1500万元。

　　夫妻双方组建了一个家庭，家庭构成了社会的细胞，夫妻之间是相处最紧密的人，夫妻双方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领导干部预防和抵制腐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家庭不仅是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防线，更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重要阵地。“冰冷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早些年山东省供销社原主任矫智仁受审时说的一句话，如今已成为许多落马贪官的经典感慨。

　　然而，正像苏轼在《范增论》中所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官员把手中的权力视为自家的谋取私利的工具，千方百计为己、为家、为亲人谋利益，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一人当官，全家发财；一人出事，全家坐牢”。□记者陈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