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当务之急是摒弃崇尚死刑的观念”

　　记者：按照你的观点，这次列入方案的几个罪名社会危害性有限，取消死刑不会对治安形势造成负面影响。但我们也听到另一种说法，就是削减死刑罪名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周光权：先说明一点，对于我国死刑罪名减少的立法进程，我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的。死刑罪名减少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争论，还是在于我们缺乏正确的死刑观，缺乏理性的态度，对死刑过于迷恋。因此，减少死刑的当务之急是摒弃崇尚死刑的观念，不要给死刑附加过多的社会功能。

　　有的人之所以认为，取消这些罪名的死刑会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我想是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取消某一个罪名的死刑，不等于这个罪名就不存在了。例如，对集资诈骗罪取消了死刑，但是，其最高还可判到无期徒刑。对于一个谋财而没有害命的人，最高判到无期徒刑，使他丧失了到社会上再次行骗的机会，难道不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难道刑罚的威慑力不存在？为什么对这种罪犯判到无期徒刑还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其实，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罪不至死的人判处死刑，才会真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因为国家对一个原本不应该适用死刑的人判处死刑，其实要“得罪”罪犯的亲友数十人，等于树立了很多对立面。

　　记者：你刚才还提到一些犯罪实践中并未发生过，更谈不上判死刑。不过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些死刑罪名可以长期“备而不用”，起到对犯罪的震慑功能。

　　周光权：确实，有的人提出，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等案件数很少甚至没有，但不能因此就取消这些罪名的死刑，“备而不用”也能够保持刑法的威慑力，有其实际意义。

　　但是，死刑的威慑功能其实极其有限。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统计表明，即便对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取消死刑，其相关案件总数也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一个社会如果要达到“善治”状态，不能过于依赖功能极其有限的死刑。犯罪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有关。正如法学家们指出的那样，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还是以集资诈骗罪为例，它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行业政府管制过强、市场化程度较低、老百姓手中的钱出口窄的现实。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各种形式的集资诈骗行为才会层出不穷。凡是实现了金融市场化的国家，刑法典里根本没有集资诈骗罪这个罪名。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拓宽投资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这样，集资诈骗犯罪行为才能够逐步减少。如果不进行相关配套改革，规定死刑也压不住集资诈骗犯罪；反过来，如果金融市场化改革成功，不要说设置死刑，就是集资诈骗罪本身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都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