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分析，大多数网络舆论事件的发源地都在基层，但解决路径却依赖着高层；对于事件的处理，网民大都对党政高层存在较高期待和好感，对基层则持失望和不信任态度，表现出显著的舆论落差。

　　    4月份的月度舆情报告曾对今年一季度公安部门的所有新闻报道进行了媒介分类分析，发现网上对公安部的批评报道为零，但随着公安机关级别的降低，负面新闻比例大幅上升。专家分析，这基本反映出了各级政府部门的现状，即大量矛盾冲突未能在基层很好化解。

　　    比如对公安机关今年1～3月的近6万条报道交叉分析后发现，批评公安机关效率低下的，省级、市级公安机关占14.3%，县级占57.1%，派出所占14.3%；批评其违法乱纪的，县级、派出所各占37.5%，省级、市级各占12.5%，表明媒体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县、乡两级。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网络舆论事件的干预解决，主要是越级干涉，发生事件的主体部门、同级乃至直接上级主管部门大都没有参与事件的解决。

　　    如天价烟事件发生后，同级部门甚至为周久耕辩解“偶尔抽一点高档烟，平时表现不错”，最后由南京市委干涉；北京站售票事件，甚至要铁道部、中央高层亲自过问，而之前无论北京站、北京铁路局都未见任何反应、解释和处理。

　　    从网络舆论事件传播路径上来看，传播者一般都会绕开本地网站，直接寻求在全国性的、访问流量大的综合性网站、社区发表。

　　    “对本地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希望越级解决问题的心态在网络舆论事件中非常明显。虽然越级干涉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它不可能成为常规的解决方式，而且也会刺激此类事件越来越多。如果不激发基层政府解决问题的活力和动力，而是一味将矛盾上交，很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风潮”，喻国明对本刊记者说。

　　    而从干涉的时机来看，仍然滞后。在危机公关和议题管理上，最好是事件发生后12小时内作出反应和启动应急预案。但目前政府多是在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后才“千呼万唤始出来”，错过了改变舆情意见流向和正负态势的良好时机，往往造成网民的情绪淤积。如天价烟事件11天后干预，躲猫猫事件7天后干预，北京站售票事件4天后干预。

　　    目前我国拥有3亿多网民，其年龄结构日益与社会整体年龄结构相重合，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高度重合，“网络民意表达正在接近等同于社会公众的意见表达”，喻国明说，“网民关注的议题也正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网络意见的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非常明显”。

　　    近来的网络舆论事件，越来越表现出走出虚拟世界，影响现实世界的趋势。比如“邓玉娇案”，法律界的律师们从网上声势庞大的各种后援团中走出来，参与案件侦破。他们对案件的亲身体验，感染、吸引着网民对这一事件倾注更多的情感关注。中华女子大学学生也以行为艺术方式支持邓玉娇维护自身权益。

　　    在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看来，在邓玉娇案中，网民的要求已经开始由伸张正义、司法公正等较为具体的诉求，扩展到“保护女性权益”、“维护女性尊严”等较为抽象的诉求。

　　    “利益诉求的抽象程度，是衡量群体性事件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边是群体性事件正在升级；另一边是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意识、手段、方法普遍缺乏。如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群体性事件二者合流，将对基层政府提出全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单光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