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你对这个案件的采访可能还涉及的比较好，类似于像这样面临赔偿的问题，在类似的案件当中是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柴静：

　　是。

　　今天我在跟高院的一位副院长在交谈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每年要处理很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在之后的医疗跟赔偿没有办法得到落实的情况是非常常见。他告诉我说，比如说邱兴华案，邱兴华被枪决之后，他的家庭境况基本上只有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而需要赔偿的这些人家庭也非常悲惨，其中有一对母子只能靠乞讨为生，晚上就睡在水泥的管柱当中，处境非常悲凉。但是因为目前的制度规定，他们几乎没有其它渠道能够得到救济。他告诉我的数字是说，在中国每年因为刑事案件当中受害人得不到赔偿的家庭至少有两万个。

　　主持人：

　　非常感谢柴静。

　　刚才柴静在前面的采访也非常的生动，而且说得也是非常具体。我想她不仅提到受害人，而且还提到加害人本身。应该从孙伟铭那个角度来讲，以前有过很多违章的记录，实际上您刚才提到了一种制度上的保障，如果以前有过制度上的纠正，是不是他以前的小错就不会酿成今天的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