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可能社会的救助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国家《道路交通管理法中》提到了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问题。这个救助基金既然法律上已经要求了，在汽车时代来临的今天，这样一个救助基金应该说对于抚平案了之后的“余痛”是非常关键的。

　　主持人：

　　应该有一种社会化的制度性的东西。从刚才的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受害者家属本身面对的痛，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事人可能心里有更大的伤痛。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在前方进行采访的记者柴静。

　　柴静，你好。

　　柴静：

　　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

　　柴静，你采访代玉秀，她对目前的状况以及今后的治疗和生活怎样的一种反应呢？

　　柴静：

　　我们是在前天下午去代玉秀家，代玉秀现在为止她见到陌生人之后，唯一的反应就是哭泣。但是在我她家逗留的两个小时当中，她一直闭着眼睛，他甚至没有办法跟她的丈夫跟儿子交流，也是说她到现在仍然处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而且她的小腿骨当中现在一共有17根钉子，也就是说她想要恢复站立，包括行走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所以只好花每个月2500块钱雇了一名护工，这对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家庭来说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总共加起来不到40万的赔偿对于未来的治疗来说，应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让我们也很辛酸的，就是韩长进为什么放弃了去索要更多的赔偿，他说他能够想象孙林作为一个老人，去向别人借款的过程当中那种屈辱和无望，所以他主动放弃了可以索要更多金钱的一种可能性和希望。但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家庭未来应该怎么办？对于孙伟铭来说，当他被拘捕的时候，交警从他身上搜出了三张卡，三张银行卡，一张是58块钱，一张是53块钱，还有一张1块钱都没有。我今天就问孙伟铭，难道这就是你的全部存款吗？他说对，就是不到120块钱。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刑事案件当中很多的施害人都是没有财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