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规范体检

　　吴海云说，从保健的角度而言，很多人的确应当定期体检。对于已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定期检查是监测病情进展，观察治疗效果的必要措施。例如高血压病人，应定期测量血压，还应定期做心电图检查，定期做尿液化验，以早期发现高血压引起的心脏或肾脏损害。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至少每半年应该做一次肝功能检查。

　　另外，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人，应定期做一些特定的检查。例如，工作中经常接触粉尘的人，应定期做胸部X线摄片检查。而对于一般健康人群，体检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和医生做个交流，让医生就个人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体育锻炼、是否服保健品等方面进行一些指导。

　　1861年，英国医生Horace Dobell提倡大家每年做一次体检，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在很多西方国家，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他们认为，体检最重要的作用，是密切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同时，医生还会提供个人发病的风险因素，从而使这种指导更具体一些。体检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希望早期发现一些重要的疾病，如癌症，从而能早期得到治疗，医学上称作疾病的“筛查”。但在这一点上，专家们一直存在着争议。

　　吴海云说，当然，定期做一些必要的检查也可能会有些好处。但检查的项目应当有所选择，并不是越多越好。特别值得提醒的是，体检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并不仅仅是经济代价。一项检查可能会出现所谓“假阳性”，也就是将本来没有某病的人，诊断出某种病来，引起焦虑和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些检查，如X线摄片和CT检查，可能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危害。体检的另一个代价，是“虚假的安慰”，例如，一个人吸烟很凶，但每次做CT检查肺部都没什么问题，那么他可能会更有理由不戒烟。

　　圣西睿智觉得，造成这种中国式体检的根源在于，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初级保健制度，也没有这样的社会文化。在美国，家庭医生可以常年为整个家庭提供医疗服务，跟踪他们的疾病风险因素，并在适当的时候建议他们进行合理的筛查测试。但中国人没有家庭医生，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到私立或公立体检中心去做体检。

　　鉴于中国的这种情况，吴海云承认，体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部分地替代家庭医生的角色。但是，这个替代，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检查什么项目？由谁来决定？对这个问题，圣西睿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美国有一个成立于1984年的预防医学特别工作组，这是一个由全国预防医学与循证医学的专家志愿组成的独立组织。美国医生们需要参照政府提供的体检项目清单，来确定谁需要做什么检查。而这个清单，就是由这个预防医学特别工作组制定的，以保证所有检查项目都建立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之上。在英国，也有类似的制度。因而，圣西睿智特别希望中国也能有这样的措施，来保证体检项目的科学性，而不是由商业体检机构自己设计“套餐”。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医生、科普作家李清晨说，他自己及其亲属从来不考虑去商业体检机构做体检。“商业性体检机构里的医生，他们有能力判定一些稍微复杂一点儿的情况吗？那些在网上很活跃的商业体检机构，主要目的还是千方百计让顾客掏钱。即使是大型公立医院的体检中心，虽然号称是非营利性的，也都在按照商业模式运作。过度商业化的体检无法做到个性化的定制体检方案。此外，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体检机构，在观念上能不能跟得上最新的医学证据并与之相符合，也值得怀疑。”

　　健康体检套餐制定和实施中的确存在诸多问题。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张成琪认为，体检医生与受检人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导致体检服务的诱导需求。许多医院推出了名目繁多的体检套餐，然而由于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受检对象对这些体检项目或者体检套餐，无从选择。

　　实际上，2014年5月，由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组织全国近百位专家研讨编写的《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公布。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主任委员武留信表示：“该《共识》明确了必选和可选的体检项目，希望能解决目前体检行业面临的基本项目不统一、服务内容不规范及公众不知如何选择等问题。”

　　11月23日，在第八届中国健康服务业大会上，武留信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是一份学术共识，没有约束力。但是该共识是国家标准的“前奏”。他们已经给国家卫计委提了建议，明年要搞具体的操作指南。

　　在吴海云看来，究竟要不要做体检，个人有自己做选择的自由。但中国的问题是，管理部门、商人与医疗界已经联起手来，耗费大量资源，将体检包装成了一个令外行人看来无懈可击的商业陷阱。

　　中国社区健康联盟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鲍勇承认，“目前的商业体检还没有进入到良性循环模式，存在商业化的过度包装。它是以经济为中心，没有以健康为中心，这就是一个问题。过度体检拼命查，拼命增加病种。”

　　可是，韩小红并不在意这些，她说，她和丈夫胡波现在每年都要在自己公司做“无数次”的体检。在面对过度体检的质疑时，她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反诘：“体检过度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要鼓励过度体检，我自己就是过度体检者，而且受益于过度体检。”

　　然而，作为国内最德高望重的医学家，韩启德说，有一个研究表明，除去老年人，做不做健康体检，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但现实是，几乎所有的民众，不管做出什么检查结果都会鼓励他进一步去检查，再加上现在的医患关系，更要查了。”

　　“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韩启德在今年的中国科协年会上说，“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

　　未来五年内，美年大健康将在现有体检、健康管理和中医养生的基础上，植入中医治未病、女性保健、特色诊疗、康复理疗和就医保障等增值服务。俞熔表示，“尤其是在一些三线城市，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健康观念的提升，市场反应超出我们的预期。”

　　在慈铭等一批民营体检机构培育出中国体检市场的同时，医疗界和公立医院也开始重视这一领域。就连实力强大的北京协和医院和301医院都有自己的体检中心，分别称为“健康医学部”和“健康管理研究院”。

　　2007年7月，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正式成立。然而，作为“健康管理”理念在国内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吴海云现在却开始反感商业体检行业对健康管理概念的滥用。“健康管理，原本意味着干预危险因素，防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但在中国却走了样。体检，成了它唯一的具体化实践。”

　　2014年11月21日～23日，第八届中国健康服务业大会暨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全国健康管理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参会者主要就是全国各级医院体检科的人员、各类体检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和体检设备供应商。几家民营商业体检机构作为论坛的承办者参会，其中包括一家叫做“圣康达”的健康管理咨询公司。

　　圣康达在其网站上宣布，他们“在全国拥有14家以部队三甲医院为基地的健康体检中心，年服务客户逾100万人次……”然而，当被问及这种民营体检机构与部队医院的合作模式时，北京圣康达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燕晴却对此讳莫如深。位于北京的二炮总医院就是圣康达的合作单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它们的体检服务颇有军队特色，前台的一侧置放了一块指示牌：“女首长检查区”。

　　除了大医院之外，像北京城建集团牡丹园门诊部这样的二级社区医院，也成立了体检中心，价格从180元到上千元不等。它们的广告单上列出了30多家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地铁公司、中铁十六局、温特莱酒店、望京科技园等机构。

　　由于可以利用医院的现有设备，再加上现成的品牌效应，体检业务成了公立医院手到擒来的一块肥肉。曾经有人统计，体检行业的利润率至少能达到20%。体检和药品、诊疗并列，目前已经成为医院收入来源的三大支柱之一。

　　与单纯做体检的民营机构不同，对于公立医院来说，体检还能带来额外的收入：在体检中发现健康问题的“顾客”，可以顺便转换成医院的“病人”。广东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袁向东算了一笔账：“如果查出疾病的这10%都去了门诊，其中还有1%～2%的人住院，那么(每年的)间接效益就有五六千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