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林州教育史记载，1986年，县乡成立集资办学小组，并每年为集资办学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树碑赠匾。

　　而在四川，1983年末，省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试行办法》。

　　西南政法大学经贸法学院院长岳彩申认为，田蓉案的根本原因在于，获得经费的渠道不畅与教育发展需要的突出矛盾。

　　200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被认为是我国义务教育从集资办学走向政府办学的拐点。义务教育中小学明令禁止择校费，堵住了学校集资的途径。

　　朱建华认为，向社会公众集资具有极高风险，如果不能及时兑现，会造成突发性强、波及面广的风险，可能危及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稳定。

　　“客观上说，我国的集资办学之路，是因为政府教育投入不足，而采取的利用社会资金、个人资金发展教育的举措。”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为了获得资金，加之法制观念不强，一些地方政府对学校向教师摊派集资等做法，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鼓励。

　　熊丙奇认为，政府部门应重点查处“腐败型集资”，而资金完全用到学校上的“生存发展型集资”，其实是由于教育投入不到位、教育管理不严格、教育指导思想混乱而出现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