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认为，政府投入不足，不能成为采取非法手段扩大办学的理由。“按政府规划，华润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小学，他安心把小学办好就行了。发展教育是当地教育部门统筹安排的，不是一个小学校长应考虑的。”

　　周洪宇认为，应该理解为田蓉的决策行为不够严谨，负有部分行政责任，但不宜追究其刑事责任。“华润学校是公办学校，资产归国家，他集资的钱使得学生受益，转换成了学校的固定资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应该对田蓉法外开恩。”周洪宇说。

　　但法学专家则认为法不容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指出，即使是基于一个善良的目的，也不能以违法的手段去实现。“就好比有人抢钱去做善事，那抢钱就是应该的吗？”

　　何兵和朱建华等法学专家同时提出，华润学校承担了许多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资金义务，目的善意，可以成为从轻处罚的一个重要理由。

　　对于此案“情与法”的争论，岳彩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源在于一些法律的规定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律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一方面，社会需要更多的学校提供教育服务、需要更多资金配置到教育领域，向社会公众借钱办学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由于正规融资渠道困难，非法向公众借钱办学成为一些民办学校生存发展的唯一手段，导致行为结果与行为方式发生冲突。”

　　岳彩申认为，在处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时，考虑历史因素是必要的，但我们无法清算历史。要说谁应对历史旧账负责，法律上仍然应当由行为人负责，但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以及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应予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