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 我没想到，保加利亚的监狱会如此阴冷破旧。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每日面对着麻木惨白的面孔，仿佛行尸走肉。有时，我想透过窗看到外面的高远天空。但我明白，这一切都只是奢望。

　　每天500列弗雇了个演员

　　我叫徐海(化名)，52岁，中国南方人，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被中国警方发布国际刑警红色通报，于一个月前被关押到这里，等待中方的引渡。

　　在遥远的祖国，也许除了负责境外追逃的“猎狐”警察之外，没有人还会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迈的罪犯。也许除了我的罪行被记录在案之外，我的姓名早已成为家人的耻辱。

　　但我知道，自己现在是咎由自取，一切的报应，都该从12年前的那段往事说起。

　　12年前，我4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厌倦了机关的平淡工作，辞职下海，准备干一番大事业。我在家乡最繁华的小商品市场租了门店，经营起服装生意。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开始的盈利竟然不错，生意很快走上了正轨。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生意开始萎缩。无奈之下，为了开拓市场，我随几个老乡一起到国外考察，最后一站到的就是保加利亚。

　　在保加利亚中国的小商品很受欢迎，看到发财的机会，老乡们拼命地进货、销售，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而我却苦于手中缺少流动资金，无法大量进货。眼看着别人大把地赚钱，自己却有力使不出来。我焦急万分，被逼无奈中想到了一个计策。

　　我周密安排，和保罗一起来到家乡最繁华的小商品市场。保罗是保加利亚人，金发碧眼，西装革履，一看就是老板的模样。而我穿着朴素，扮装成雇员。我们在市场的各个商铺中问货询价，采购货物。我们采购的货物量很大，商户们对保罗这个“财神爷”非常殷勤，给予的价格也相当优惠。

　　当然，保罗并不叫保罗，我用的姓名刘波也不是自己本人。保罗是我以每天500列弗的价格雇来的演员。他是个职业骗子，是我的合作者。

　　我本就是经营者，懂得如何与商贩们周旋。生意交往，说到底就是一个“钱”字。在讨价还价之中，把握好“度”才是成败的关键。既不能让对方看出我们急于求成，又不能把价格拉得太低，突破对方的心理底线。当然，保罗那一嘴胡说八道的保加利亚话，有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无所谓。他只是个道具，与我怎么翻译并无直接关系。

　　“零”成本的货物让我迅速暴富

　　当时家乡的商户们竞争激烈，为了成功销售，经常是赊账经营。我熟知行规，以此为机会，以保罗的外国公司需要进货为名，与20多名商户签订了购货协议，在少量支付定金的情况下，约定到货后的20天付款。同乡们太实在了，这么轻易就被我们带入了圈套。我们签订了几十份合同，总价超过150余万，在把货物塞满了整整一个集装箱之后，我们一走了之，发了一笔横财。

　　也许商户们会到公安局找警察报案，但也无所谓，保罗和刘波都是假名字，当他们追查的时候我们已经远走高飞。我们把货运到白俄罗斯之后立即销售变现。

　　我们俩唱的完美双簧屡试屡爽。我之后又和他打过几次配合。中国的名优产品就这样以几乎为“零”的成本运抵我的店铺，我每次看着满载的集装箱运抵港口，心中那种成功的喜悦便无法抑制。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房子、车子、美丽的女人和舒适的生活。别人需要奋斗多年的东西，我在最短时间都拥有了。在我40岁生日的时候，我已经彻底脱离了原来的生活。我给了前妻充足的赔偿金，足够她把儿子抚养成人，之后便与他们再无联系。

　　忘记苦痛的最好方法就是跃入崭新的生活。我和保罗分道扬镳，带着充足的财富重回到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市。我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换了三任女友。小打小闹的生意再也提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扩大经营，又接连租下几个店铺，在市场里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人生最宝贵的是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但与那种光怪陆离的生活却渐行渐远。我开始思念家乡，开始回忆过去。时间一晃而过，我突然发现自己老了。而就在我彷徨之时，遇到了生命中的天使，惠芝。一个美丽的越南女人。

　　她是我从市场中认识的，那时她25岁，阳光、开朗，浑身充满活力，像一匹小野马，等着让我征服。而我已年近五旬，对这样一个姑娘展开追逐实在是有心无力。于是我用了最古老的方法与她等价交换，那就是用钱来换取青春。我以最高的价格收购了她的店铺，又给了她成为老板娘的机会，在最短时间将她“拿下”。

　　当然，如果我知道在认识她的一年之后会被警察抓捕，当初也许不会去破坏她的生活。

　　在保加利亚警察给我戴上手铐的时候，我甚至反应不过来是因为什么。可笑，我竟然忘记了自己的逃犯身份。

　　推迟回国时间最后“金蝉脱壳”

　　抓我的地点是在经营的店铺里，当时惠芝就在我对面。她看着我的眼睛，一言不发。不知为什么，她眼神里竟然没有惊恐和忧伤，而是像死水一般的冷静。太可怕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是这种眼神。

　　当年的几百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是九牛一毛。我向警察申请退还当年的赃款，但他们却说，只协助中方对我进行羁押，并不负责具体的案件办理。在被警察带走之前，我把惠芝叫到面前。她已经26岁了，被我占有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我告诉她，在我被带走的这段时间里，一定要好好照料生意，保全好我的财产，同时要给我找当地最好的律师，尽快将我保释出来。

　　惠芝显得犹豫又恋恋不舍，看到她这样，我的心才踏实下来。毕竟是女人，面对突发的事件总会惊慌失措。但无所谓，我不相信中国的什么“猎狐”这么厉害，能轻易地将我引渡回国。我要请最好的律师，以各种理由推迟回国的时间，最后“金蝉脱壳”。

　　惠芝，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这是我在被押上警车时，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而她却依然没有回答，就那么站在原地，痴痴地望着我。不知怎么的，在一瞬间，我突然有种想要流泪的感觉，但我忍住了，多年的逃亡生活让我的心变得坚硬，我不想让惠芝觉得，我是个感性的懦夫。

　　刚刚入狱的时候，我没有气馁，有钱就有机会，这一直是我信奉的信条。律师如期而至，正是收费很贵的那种。我心里无奈，知道这是惠芝能为我做的唯一的事情。我要求律师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将我保释出去，而律师却答复我说只能尽力而为，惹得我几乎跟他拍了桌子。按照保加利亚的法律，只要没有犯罪记录，不至于发生社会危害性，就可以依法保释。

　　但不知道，为什么律师为我办理手续会如此之慢。经我再三催促，警方才将我保释出狱。

　　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被警车送到了公寓门前。在即将获得“有限制”的自由之前，我只能再次耐着性子听完警察的“纪律要求”。警察告诉我，在保释期间，只允许在住宅内活动，未经允许绝对不能私自离开。他们会每天不定时地来我的住处检查，一旦发现我离开住宅，将会把我重新收监。我表示会严格遵守保释期间的纪律，并在承诺书上签字，但在心里却有着其他的打算。

　　近几年，我一直同一个“蛇头”保持联系，他向我承诺，只要支付一万列弗，就能让我改头换面、远走高飞。我知道，不到最后一步是不能走这条路的。一旦我再次逃亡，将意味着要与现在的生活一刀两断。我已经不想再“重头再来”了。